通过修改手机密码获取个人信息，甚至通过手机定位锁定使用者的位置，这些一般人只能在电影大片中才会看到的情节已成为现实。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私家侦探”敲诈勒索案，根据检方指控，这些“私家侦探”非法获取的许多个人信息，竟然源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电信运营企业的员工。原本应该被严格保密的手机用户个人信息，竟然沦为电信企业“内鬼”牟利的商品。

　　“侦探市场”和“侦探产业链”

　　一些所谓的“侦探公司”与各大电信公司的从业人员秘密接触，通过私人关系和实施商业贿赂等方式，非法获取客户的个人信息。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了解到，犯罪分子大多通过设立“市场调查中心”、“商务调查公司”、“信息咨询公司”的形式，以提供咨询、策划服务为幌子取得营业执照，表面上为合法经营，实则从事调查个人隐私、代人追讨债务等违法犯罪活动。而这些业务需要以获得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为前提，为了获取足够的信息资源，“侦探公司”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信息，电信机构就成为他们争相获取的信息源。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最近的一项调研显示，一些所谓的“侦探公司”与各大电信公司的从业人员秘密接触，通过私人关系和实施商业贿赂等方式，非法获取客户的个人信息，包括通话记录、短信、家庭住址等。

　　调研发现，在电信部门工作人员泄漏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中，一般是“侦探公司”直接找到或由中间人找到电信部门工作人员，通过贿赂或朋友帮忙的手段，让电信工作人员利用自己职务便利或利用他人(一般是本单位的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非法查询、修改个人信息，然后直接提供给“侦探公司”或通过中间人提供给“侦探公司”。“侦探公司”一旦掌握了这些信息，除了用于自己进行调查业务外，还在“侦探市场”上转卖。在侦探行业中，公司与公司间存在信息共享、互相交易的现象，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侦探市场”和“侦探产业链”。五种途径泄露个人信息

　　一些电信员工充当“内鬼”盗卖手机个人信息，暴露出电信运营企业内部的一些监管漏洞。

　　相关调研显示，当前电信部门泄漏信息的方式主要有5种途径。

　　途径一是查询通话记录。这是目前泄漏个人信息最常见的手段。各电信公司的电脑网络系统对通话记录保存期限为三个月至六个月不等，因此，可以查询到客户半年以内的通话情况，包括主叫号码、被叫号码、通话时间及每次通话时长。客户的通话记录只有本人可以查询和打印。根据规定，工作人员非经客户本人同意，不得查询客户的通话记录，但是由于电信部门部分工作人员拥有业务权限，能够凭用户名及密码进入网络系统，进行非法查询。

　　据了解，在获取客户通话对象的号码后，还有可能进一步查出对方的姓名或住址，从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如有的案件中，犯罪分子通过电信员工的非法泄露获得前妻或前女友的通话记录，根据通话次数、时间等信息锁定“情敌”的电话号码，再通过非法手段获得机主的住址等信息，然后前往住址地实施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行为，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

　　途径二是短信查询。最初，短信查询的内容非常完整，除本机号码外，还包括发信对象号码、来信号码及短信的文字内容。目前，有些电信公司为了保护客户隐私及减少系统存储量，网络系统已经不再存储客户短信的文字内容，如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自2009年8月份起就不再保存客户短信文字内容。无法查询到文字内容，但可以继续查询发信对象号码、来信号码及通信时间。短信查询与通话记录的查询要求是一样的，只能由客户本人进行，他人不得非法查询。这种情况下，侦探公司只能通过电信内部人员非法获取。

　　途径三是修改客服密码。原始客服密码是专属于每个手机号的初始化密码，用于识别各个号码，保护客户的通信安全。客服密码被用于查询手机通话记录、查询短信记录和变更套餐等。根据规定，电信部门非经机主同意，不得变更客服密码。电信部门非法变更客服密码属强制性变更，不需要知晓原始客服密码，只需按下“变更”操作键后，再输入新的客服密码就可非法变更。非法分子获得变更后的客服密码就可以随意查询机主的通话详单。

　　途径四是查询机主信息。知道机主的某部分信息后，通过电信公司工作人员查询机主其他关联信息，具体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住址及联系方式等。客户在安装固定电话、宽带以及办理后付费手机业务(指实名制手机用户)时需要向电信部门提供身份材料，并由电信部门保存。这些信息被输入电脑系统进行储存、管理。一些侦探公司将已获得的部分客户信息告知电信内部人员，由电信内部人员通过工作平台查询进而获得机主的其他信息。

　　途径五是手机定位查找机主位置。手机定位是电信业务中非常特殊的一种业务，这种业务的办理有严格的要求。在电信系统内部，能够有权限进行手机定位的工作人员较少，只有一些负责配合司法机关进行大要案工作的人员才能操作。在“案例二”中，被告人唐纳宇凭借自己负责特别通讯的技术支持这一特殊职权，通过分析信令，利用交换机进行定位，私自帮助他人查找机主的位置。　网上买卖个人信息

　　“侦探公司”在侦探Q Q聊天群、侦探社区、侦探论坛等网络平台上买卖个人信息，通过低买高卖，一条信息可获取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利润。

　　在这个所谓的“侦探市场”中，以牟利为目的的信息买卖非常普遍。目前较为流行的是在网站上建立侦探Q Q聊天群、侦探社区、侦探论坛等网络交流集中区，在这些集中区域，“侦探公司”将想要获得的或需要调查的信息发布在交流平台上，然后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其他“侦探公司”在获得这些信息后就可以联系信息发布者，将低价获得的这些信息高价卖给信息发布者，从中赚取差价，一条信息可获取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利润。

　　还有的“私家侦探”，通过多种渠道发布广告，称自己能查询手机电话清单、户籍房产及车辆资料、手机定位找人等，在接到客户要求查询电话清单、房产资料等业务后，就在网络交流平台上发布消息，寻找能满足客户要求的网民。这也促使“侦探行业”催生了另一种独立业务，即信息买卖，在自己获取大量个人信息后直接或通过中介进行贩卖，为其他“侦探公司”开展调查业务提供信息支持。

　　有关人士表示，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关键是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尤其是在手机实名制的今天，要尽快制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等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对公民个人信息资料的自我保护、提供、拒绝、采录、使用、保密、诉讼及法律责任等，做出具体的界定和规范，明确公民个人信息使用过程中相关的权利与义务，并完善侵犯个人信息的法律责任和法律救济制度，用基本制度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有效的管束，切实保护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据介绍，目前刑法修正案增加了相关条款，将有偿或无偿泄露、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纳入了刑事处罚的范围，不仅加大了打击力度，而且触动了某些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单位，促使其出台新的制度约束信息管理内容和形式。但是该条款还需进一步制定司法解释细化适用标准，指导司法实践。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网上Q Q群。这些Q Q群里的成员由全国各地的“私家侦探”组成，这些人掌握各种信息资源，通过Q Q群建立联系，互买信息，互相获利，成为个人信息传播的集散地。法官建议，对该类网络联盟的监管应予重视。　案例一

　　住址泄露引发血案

　　一起因电信运营公司泄露公民信息引发的杀人血案，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内。

　　2008年9月的一个周末，被害人王某跟以往的周末一样在家中休息。这时候，突然有人敲门，门外的人自称是快递公司员工前来送货。王某将门打开后，这名敲门的男子立刻抢进屋内。王某这时才发现，这人是他女友的前夫安毅。安毅与前妻离婚后，一直想要复婚，而王某则成了安毅和前妻复婚的最大障碍。几言不和，双方立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时，安毅从裤兜里掏出了预先准备好的刀，向王某的肚子上扎了两三刀。王某被扎后跪在地上，安毅又向王某脖子上扎了一刀，王某当场死亡。2009年7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安毅死刑。

　　王某及其女友从未将住址透露给安某，安毅之所以能在茫茫人海中锁定被害人王某住所，电信运营公司与目前社会上的一些“调查公司”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安毅供述，2008年1月安毅与前妻离婚后，他一直想和前妻复婚却没有得到前妻回应。安毅开始怀疑前妻已有男友，于是查询了前妻手机清单，发现一个号码经常出现；安毅又通过查通话清单，发现每周末都有一部座机经常与前妻联系。但安毅无法再查到更为详细的信息，无法确认王某的住址、长相等个人信息。

　　于是，安毅在网上找到了一家侦探公司———北京神州浩天商务调查有限公司，要求其帮忙调查王某的家庭住址和相貌。该调查公司的员工李某，找到了某电信运营公司的“内线”，查到了王某的通话记录和基本信息，随后李某将跟踪器安装在了王某的汽车上，最终顺利地查到了王某的家庭住址，并拍摄了王某的照片，将这些信息卖给了安某。安某掌握了王某的信息和日常行动后，在2008年9月的一个周末携刀前往王某家中，将王某杀害。

　　随着血案的发生，案件中调查公司起到的作用引起了司法机关的重视。北京市公安局对该案中涉案调查公司犯罪嫌疑人张荣浩等19人进行立案侦查。经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张荣浩自2004年7月至2008年4月间，在北京市西城区注册了北京东方亨特商务调查中心等5家调查公司；其兄犯罪嫌疑人张荣涛于2006年5月12日成立了北京市都市猎鹰商务调查有限公司。以上六家调查公司的经营范围应为：市场调查、信息咨询。但五家公司实际均从事婚姻调查、调取他人手机信息、银行信息、户籍信息和追逃债务等业务。在以上公司非法经营期间，这些公司接受了大量的“调查业务”，获取了巨额的非法利益的同时，也将大量的公民信息泄露了出去。

　　据犯罪嫌疑人张荣涛交代，其经营的找人业务、查找户籍是通过通话记录找人，大概有上百起，犯罪嫌疑人张荣浩等人也交代了他们利用移动、联通、网通工作人员非法查询公民个人通讯记录和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事实。从2004年7月直至案发，犯罪嫌疑人所经营的“调查公司”与电信运营公司内部人员泄露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严重危害了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